中国外交的特点和趋势
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是成功的，为我国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外交事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披荆斩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驾护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接续奋斗，服务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进程，实现了从巩固独立、融入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新中国外交70余年来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推进中国外交持续发展，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国外交是成功的。在世界大国中，中国外交成就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国家间政治》的作者、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摩根索曾说：“我们处在一个所有人的理智在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上都有着缺陷的环境里。”国家的理性也是有限度的，也无法避免出现失误。国家间的竞争不在于不犯错，而在于少犯错，在于能否克服错误并继续前行。冷战期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冷战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犯错的典型案例。国家消耗了巨大的战略资源，最终却未收获战略价值，还深陷其中，一无所获。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从未犯过此类错误。尽管我们拥有相应的战争能力，但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70余年来中国外交并未出现重大失误。
内政决定外交。新中国外交70余年是内政决定外交、外交影响内政、内政与外交互动与互构的时期。从理论上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大、人口多、文化底蕴深厚的超大型国家，内政对外交的决定性作用显得尤为突出。从现实上讲，在新中国70余年的外交历程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交替，共同作用于外交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占比更高，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需要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动员人民群众，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惯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利益对于外交的影响更为明显，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所淡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渗透进来，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存在。当前影响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渗入中国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三是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较于过去偏重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且成果日益增多。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赵汀阳教授提出的“天下体系”对世界影响较大。“天下体系”提倡包容天下，讲求“四海之内皆兄弟”，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去思考分析，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不信奉上帝的异教徒则十分排斥，甚至敌视。而中国的“天下体系”显然更具有包容性，其蕴含的精神力量和影响更大，因而受到西方重视。
中国外交前途光明。这一判断基于两大原因，一是中国外交的纠错能力很强。中国能够随着自身所处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对外政策，这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尤为重要。二是中国有着强大的工业化能力作为支撑。工业化能力是近代国家的立身之本，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多和制造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强大的实力支撑。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新中国成立之初，承受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压力，面临着巨大的生存风险和考验。但新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彻底粉碎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强加在旧中国身上的桎梏，一扫过去屈辱外交的历史。1954年4月的瑞士日内瓦会议上，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6月，新中国分别与印度和缅甸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被世界上更多国家了解和信服，新中国以崭新面貌和独立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舞台。
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工业化实力决定国家命运。工业化是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外交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助力实现工业化方面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工作”，进而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工业化的先进经验，从此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工业能力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中国外贸增长，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巍然屹立的底气与定力。
较好维护海外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海外中国同胞和机构权益的保护力度，努力打造遍布世界的海外民生工程。虽然外交系统的公务人员数量有限，但是中国外交全力为海外中国同胞和机构撑起了全天候的安全伞，从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到2018年的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可以说中国同胞走到哪里，中国外交人员就跟到哪里。2018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近1.5亿人次，涉及中国同胞的领事保护案件达8万件。中国外交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忠诚、使命、奉献”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外交全力打造的海外中国平安体系的生动缩影。
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参与全球治理。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地位的提高，中国外交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从旁观者、追随者，发展成为领导者和倡议者；从参与国际组织，到全方位融入乃至创建国际组织，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交围绕着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为了谁、如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开端，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先后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丰富了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此外，中国还主办了北京APEC会议、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主场外交，积极推动上述全球治理方案机制化，形成了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安全等多层次、多方面内容构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方案。
有力维护地区稳定。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十分复杂，邻国数量多、类型差异大，并有着形形色色、相互交织的复杂矛盾。但是，中国外交以极大的忍耐和克制积极谋求地区和平和稳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鼓励和支持朝美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取得积极成果，推动朝美及其他各方沿着“双轨并进”思路探索前行，早日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并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在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缅甸若开邦问题以及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等问题上，中国积极发挥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安宁、稳定方面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逐渐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现代化新路，它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当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更在于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经验。中国外交在其中发挥了极其积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新中国的发展梳理成为三个阶段，即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按照汇率计算，2018年中国的GDP为13.7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0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64%，仅有1/3的差距。另外，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这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面临着强起来的历史重任。由于衡量强起来并没有一个绝对量化的指标，这一历史任务应当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一个新生国家基本上都要经过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寻求安全，第二个阶段是寻求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寻求尊严。总体而言，新中国外交的发展阶段同国家的发展阶段是完全对应的，新中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也同该阶段的国家目标相一致，并且总体上都完成了相应阶段的历史任务。这一成就来之不易。
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乱象丛生。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不断抬头，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现象层出不穷。西方阵营内的国家间也经常陷入贸易争端。伊核和朝核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美国在传统热点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反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依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坚持开放和多边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及未来的国际格局作出了重要判断。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判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科学把握了转型过渡期的国际形势演变规律，指明了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对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
应当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最为难得的历史机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工业能力决定国家命运。近代国家能力的形成跟工业革命密切相关，以三次工业革命为跳板实现了从农业走向工业的发展。而在这三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和美国先后占据主导地位，这也使得英美两国先后占据了人类长达三百多年的发展先导地位。
中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通过独立自主地建设，把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短板补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追赶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计算机主导的信息化时代，中国取得巨大成就，这也是中国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内政外交努力将会使我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拔得头筹。
在网络时代，中国取得了两项领先世界的巨大成就。第一是网络的硬件设备生产。全世界范围内，一半以上的网络基站由中国制造并搭建，而由中国生产的、作为移动通信终端的手机和电脑占比更高。第二是应用软件和网络技术的经济领域应用。中国已在电商和电子支付领域遥遥领先，中国的网络硬件设备制造和网络经济应用均已成为世界第一，并开始创造中国独有的商业模式。这为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近年来，人类开始逐渐进入5G时代，2019年工信部已给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广电4家运营商发了5G牌照。中国在5G领域已经领先世界，甚至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为了防止中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美国开始不断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如华为等强力施压。
目前，人类开始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的下一个阶段，即5G基础上的物联网时代。物联网则是以计算机和手机为指挥中心，将工作和生活中的电器都连接起来，即“万物互联”。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很可能在这一阶段处于领先地位。但5G基础上的物联网仍然是计算机网络革命的深化，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阶段，并非第四次工业革命。当然国际上也有人认为，5G基础上的物联网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观点的持有者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建立者施瓦布教授，持这种观点的是少数。
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体会在五个方向上产生，第一是新材料石墨烯，第二是基因工程，第三是人工智能，第四是量子技术，第五是核聚变。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在这五个方向的技术相对而言都是最先进的，中国、欧洲、日本、以色列、韩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各有所长。但是，在这五大方向的投入将是巨大且可能没有回报的。从综合国力来讲，只有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才能够做到，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演变成大国之间的竞争。虽然美国的优势在于创新能力极强，但美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产业能力很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再好的技术，如果永远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不能产品化，不能变成市场上畅销的产品，那么，这样的技术最终也只是一张废纸，无法转化为生产力。
中国的优势在于具备先进的工业产业能力，工业门类非常齐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中国的产业水平还有很大进步空间，但是中国完备的工业化基础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并且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此外，中国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这也是中国发展的一大优势。
总之，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存在竞争优势。未来中国外交应把为中国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开辟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重要任务，通过30年的努力，牢牢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如果2030年至2050年中国率先实现突破，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将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力布局以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技术强则国强，产业先则国富，中国离现代化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近，中国外交也将在“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征程中继续书写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作者：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冰若，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科员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20年第1期
责编：梁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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